(本文轉自《波譜學雜誌》第36卷第4期，一本紀念專輯，出版於2019年12月，為表達向老一輩科學家的深切懷念。) 吴钦义先生是我国波谱学领域著名专家，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理系。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长春参加祖国大东北的建设，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 1951年，他赴抚顺合金钢厂开展钢铁及铁合金的炉前快速分析方法的研究。经过刻苦钻研，1953年他领导的团队成功建立了钢铁炉前快速光谱分析法，使得电炉钢的冶炼时间由原来每炉10多个小时缩短为半小时甚至更短。该方法很快推广到其它合金钢厂使用，促进了我国合金钢的生产。 在此期间，他还同时在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创办的全国光谱物理专业班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后来该专业班大部分学员成为中国光谱学领域的重要技术骨干。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顺磁共振波谱仪无从进口。中国科学院决定试制一批苏式顺磁共振波谱仪供院内有关单位使用。当时我国的磁共振研究还在萌芽之中，吴钦义先生响应国家需要转向磁共振波谱仪的研究开发。他集中力量钻研磁共振理论和技术，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研制负责人的重担。他带领20多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成功研制出Q波段顺磁共振波谱仪，并移交上海科学仪器厂批量生产，促进了我国磁共振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1965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因该成果获国家科委颁发的新技术集体一等奖。 为了进一步发展磁共振技术，中国科学院又下达了研制60MHz核磁共振波谱仪的任务，他立即投入新的工作，担任研制核磁共振波谱仪的技术总负责人。他不仅在总体上做技术安排，而且对每项关键技术都亲自研究问题所在。在大家团结协作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仪器按时研制成功，移交北京分析仪器厂生产。这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吴钦义先生也从未忘却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1974年，他又承担了100MHz脉冲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的研制任务。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特殊历史时期，研制组名义上由工人担当组长，但吴钦义先生实际负责消化国外图纸资料、研制方案论证、磁体设计及研制、计算机及其接口逻辑设计等方面工作。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他领导的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100MHz脉冲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仪。该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颁发的科技成果二等奖。 根据中国科学院工作布局的...
2020年1月30日：筹备已久的迈阿密之行（不巧赶上了新冠开始流行）。 我们从四面八方，带着口罩及各种防护用品，乘飞机到达汇面地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足不出户，但马校长早在几个月前就订好了机票，邀请我一游，并比预期日子提前几天到达美国。我们大家的机票也是提前订好的，虽有疫情出现，大家都不想更改，冒险前往。我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有些惧怕，最后还是心有余悸颤颤悠悠地出发了！ 迈阿密是早就听说了，美国最南端的海滩是个能够眺望到古巴的地方。（到了那里，）开眼望去，白云和蓝色的大海在远处连成了一线。这澎湃的大海让我思绪万千。在美丽蓝色的笼罩下，脑海中却闪现出我的中国。那里的人民，尤其是武汉人，正处在水深火热的疫情煎熬中... 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为了能够平静心情，索性请大家都戴上口罩，每人都伸出二指表示胜利和加油，如此合影留念，具有历史的意义。待若干年后，我的后辈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形，让后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病毒多么可怕！虽然我们身在太平洋彼岸，却心系祖国！ 第二天我们一行六人去了一个沼泽地（公园），一眼望不到边的水草中夹杂着许多奇异怪树。一大片一大片的野生睡莲，美丽莲花含苞待放，清清湖水中鱼群自由穿梭，极为罕见的各种鸟儿美丽漂亮，我们停下脚步细细观赏那些可爱鸟儿的英姿...我们当然一定要与这些鸟儿一起合影留念！ 这时我们忽然发现了鳄鱼。我的天啊！仔细看，一只、两只...好多只。李总胆大包天接近一只，跺脚挑逗它张开大嘴。我紧张地抓住李总，提醒他小心别出意外。 每天我们开着租来的车早出晚归。几个人各尽所能，自然分工，配合极其完美，如同一块巨石。在短短几天里，都发挥自己才干（互相服务），离开时我都舍不得分离了。罗总负责路上的人工导航，他的夫人不知疲倦地负责开车，李总是个幽默风趣又不听劝的固执人，却是一个好大厨，我们每天吃的美味大餐都出自他手，他能把剩菜做出新菜的味道！马校长每天洗碗都倒垃圾。我（负责安排计划几个人每天的饭汤零食，）最喜欢指手画脚，结果经常遭到四面攻击。不过大家说这是个不可缺的角色，非我莫属，因为这个群里需要我来平衡与分派。我是个快乐的人，会常常用一张独特的嘴巴给大家带来快乐。尤其在行驶的车中，调节气氛，说起来也是一种能力。 每天晚上茶余饭后，我们都会围桌而坐，畅所欲言，对当下的疫情也展开讨论，分享自己的信息和看法。相处的日子虽然很短，...